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，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迅速成为全球代孕产业的中心。根据格鲁吉亚公共服务发展局的数据，2023年该国登记在册的代孕母亲超过3000人，自2012年以来代孕母亲已生育5000多名儿童；经代孕出生的婴儿数量从2021年的约300名跃升至2023年的1100多名。行业在短短两年内几乎翻了两番，代价却是法律监管的严重缺位。
这一转变并非偶然。据 德国之声 的调查报道，战争爆发前，俄罗斯与乌克兰是国际代孕的主要目的地。2022年后，俄罗斯禁止外国客户签署代孕合同，国际中介机构纷纷迁往格鲁吉亚。与此同时，在德国等欧洲国家，代孕本身即属违法——大量无法在本国寻求代孕的家庭，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价格低廉、门槛宽松的国度。
费用只有三分之一：生意背后的成本套利
目前格鲁吉亚全国约有19家诊所提供代孕服务。在第比利斯或巴统，中介机构的收费平均为4.5万至5.5万欧元（约合5万至5.5万美元），大约只有其他国家同类服务的三分之一。而代孕母亲本人能获得的报酬约为1.8万至2.8万欧元，怀双胞胎可获得额外补贴。
人类学家、利兹大学研究生育与移民问题的学者奥尔加·多列茨卡娅指出，这种商业模式本质上建立在成本套利之上：来自俄罗斯、乌克兰、哈萨克斯坦和格鲁吉亚本国的女性被推销给外国客户，其中乌克兰代孕母亲尤其抢手。对许多不孕夫妇而言，这是"圆梦"的捷径；但对身处经济困境的女性而言，这往往是无奈之下的选择。
从汉堡到第比利斯：一对夫妇的经历
奥尔加（40岁）与丹尼尔来自汉堡——她是出生于俄罗斯的德国公民。2024年春天，他们飞往第比利斯，通过一家俄格合资中介见到了30岁的乌克兰代孕母亲叶莲娜（均为化名）。但在后续接触中，这对夫妇感到压力越来越大：中介不断催促他们尽快做决定，追问"你们还想再过多少年没有孩子的日子"，并暗示拖延会产生额外费用。奥尔加说："我感觉自己被操纵了。" 最终他们搁置了计划。
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代孕母亲阿纳斯塔西娅（39岁，化名）。她已完成三次代孕妊娠：前两次在俄罗斯，第三次通过一家莫斯科诊所的分支机构，为一对日本夫妇代孕。她形容在格鲁吉亚的这一次是"最轻松、最顺利的一次"，但也坦言"也许只是运气好，选对了诊所"。她的第一次代孕收入（2021年）帮她凑足了买房的首付款。
法律的真空：中介无人监管，代孕母亲无权反悔
批评者指出，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律真空。格鲁吉亚法律确实规范了代孕母亲、意向父母与诊所之间的关系，但对中介机构本身几乎没有任何约束：代孕母亲的孕期护理、医疗保障与报酬标准，全凭合同约定，国家没有设定任何最低标准。调查中多名代孕母亲反映，分娩后报酬常常被长期拖欠。
更严重的是，一旦胚胎植入，代孕母亲在法律上不得留下孩子、不得退出项目、不得终止妊娠。人权观察与国际妇女健康联盟等组织指出，这种安排侵犯了女性的生育自主权——女性的身体被合同锁定，而合同条款却没有国家底线保障。
人权律师尼诺·博格韦拉泽直言，所谓"特殊使命""帮助他人圆梦"的机构宣传，很大程度上只是掩盖逐利本质的修辞。代孕母亲被描绘成利他的天使，但产业链的真正驱动力是跨国价差：客户付得少，机构赚得多，承担生理与法律风险的却是女性本人。
一个全球化问题的缩影
格鲁吉亚的困境并非孤例，而是全球生育外包链条的缩影。当富裕国家的需求遭遇贫穷地区宽松的法规，代孕就会演变成一种不对称的交易：南非拉马福萨政府的性别暴力应对计划提醒我们，女性身体自主权的保障从不是理所当然的；而格鲁吉亚政治的复杂生态——正如本报此前报道的欧洲议会投票涉格鲁吉亚反对派禁令——也让外界对该国能否及时出台有效监管存疑。
目前，格鲁吉亚政府尚未宣布针对代孕中介机构的系统性立法计划。在法规落地之前，每年上千名婴儿将继续通过这条灰色产业链出生，而生下他们的女性，仍在缺乏底线保障的合同中独自承担风险。
常见问题
格鲁吉亚为什么成为国际代孕中心？
2022年俄乌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俄罗斯禁止外国客户签署代孕合同，国际中介机构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迁往格鲁吉亚。加之该国代孕费用仅为其他国家的约三分之一（中介收费约4.5万至5.5万欧元），吸引了大量来自德国等代孕非法国家的夫妇。
代孕母亲能获得多少报酬？
平均为1.8万至2.8万欧元，怀双胞胎有额外补贴。但调查发现，许多代孕母亲在分娩后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才能拿到报酬，且国家未设定任何最低报酬标准。
格鲁吉亚法律对代孕母亲的保护存在哪些缺口？
法律规范了代孕母亲、意向父母和诊所三方的关系，却完全不涉及中介机构。代孕母亲的孕期护理、医疗与报酬都依赖私人合同，且胚胎植入后她不得留下孩子、退出项目或终止妊娠。人权组织认为这侵犯了女性的生育自主权。
